都市計畫下社區居民利益與文史保存的拉扯——以嘉禾新村為例?

生傳三吳佾璇、生傳三李柏寬、生傳四紀宇涵、生傳四張耘方、外文四邱詩芸、政治五陳曉媛

摘要

文化資產保存與社區居民之間現實利益的衝突與拉扯,經常成為社區發展的困境來源。本文從「嘉禾新村」的案例出發,探討該社區居民與文史保存運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研究發現社區居民雖因「聚落空間」與「集體的身份連帶感」形塑出緊密的社會連帶關係,但卻在面對政府拆遷的外在事件中,產生了「保留眷村傳統」與「既得的現實利益」兩者間取捨的矛盾心裡。這種來自政府作為優厚補償的施予者而不應對其抗爭的意識形態與道德困局,間接促使居民對於嘉禾新村的文史保存運動意願不高。然而,好勁稻工作室的進駐,提供了居民默認其為「文化代理者」的可能,藉由工作室之名義進行文資保存的訴求和抗爭。然而,隱含其中的文化代理人與居民對於文史保存想像的歧異,以及居民後續的離散經驗,促使在地居民對於原生聚落保存議題趨於沈默與劃界。然而,文化代理者並非就此落入困局,其反倒提供了嘉禾新村更多元的文化可能與想像空間。

關鍵字:嘉禾新村、都市社會運動、文化代理、文化景觀、文化行動

 

壹、前言(p.2)

貳、社區介紹(p.3)

參、文獻回顧(p.5)

肆、研究方法(p.9)

伍、結果與討論(p.10)

陸、結論與建議(p.15)

柒、參考文獻(p.18)

 

指導教授:彭立沛

壹、前言與問題意識

 

近年來,在國家權力有意識地以「經濟成長」、「維護市容」作為核心訴求的都市發展計畫中,都市更新、土地使用類型變更、土地徵收與眷村改建,成為一種常見的都市發展政策。然而,在這些老舊社區與眷村面臨翻新、改建與拆遷的過程中,卻面臨了諸多困境與矛盾衝突:包含都市計畫對於文化資產的破壞、對於地方居民/農民土地的掠奪、引發地方派系與社區利益的衝突、土地資源過度炒作等現象,都一再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和衝突來源。

而在這些都市計畫和眷村改建的過程中,象徵傳統的「文化資產保存」與現代的「居民利益」總是被視為互不相容的兩者。雖然部分社區對於都市更新與改建樂觀其成,但也有許多社區居民/文史工作者,希望能保留歷史與文化的集體記憶。因此,在不同行動者之間彼此的價值衝突之間,如何更細緻地納入社區居民意見、依照社區與社會需求進行城市空間的再造、而不至於使「文化保存/居民利益」成為截然的二分,成為許多社區/文化工作者所關注的議題。

為了深入了解在面對文化保存和居民利益衝突之中,社區內部居民與外來的文史工作團體,究竟如何在其中進行價值的拉扯和行動,以及過程中所面對困境的調適策略,於是我們選擇具有特殊眷村文化生活紋理的景觀,而在文資保存運動中行動者的價值觀、利益和產權又相當複雜的「嘉禾新村」作為本次研究的主題,試圖釐清文資保存與居民利益衝突下的不同行動者的因應策略。

本組的研究的核心發問是:在嘉禾新村文資保存運動的過程中,究竟一個外來的公民團體「好勁稻工作室」,為何會成為嘉禾新村文資保存運動的主體,而非是原有居民?為何居民會全數選擇搬遷至樂群花園新城,這些搬遷者是否對於嘉禾新村毫無認同?他們對於文資保存運動的看法又是什麼?工作室與居民的關係,以及兩者之間對於文資保存的想像和行動,又有哪些相同或相異之處?文化保存是否會淪為外在團體的一廂情願,還是能與社區原有居民共同開展文化保存形式?當文資保存與居民利益衝突時,究竟如何處理和調適?嘉禾新村的原有空間若順利保存,不同行動者又各有什麼樣的願景?這些都是我們希望釐清的議題。

 

 

 

 

 

 

 

貳、嘉禾新村個案簡介

一、嘉禾新村的歷史

嘉禾新村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公館附近,是台北市區少數保存相當完整的聯勤眷村。在日治時期,嘉禾新村其實是公園預定地,日本治台政府在這裡劃設了臺北都市計劃八號公園,也就是川端公園(川端公園的面積高達599,450平方米,涵蓋範圍廣及師大路、汀洲路、思源街及新店溪間的土地),同時也將陸軍砲兵聯隊的營房也設在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將日治時期在嘉禾新村建造的砲兵聯隊營房改為聯勤通訊修理廠房,自民國45年之後,聯勤通信修理廠搬到桃園中壢通信基地勤務處,於是國防部便將此地改為眷村,因為改建前這裡是聯勤系統「嘉禾演習」的指揮所,傳言因為當地的演習相當成功,所以演習之後就把這裡改名為「嘉禾新村」。嘉禾新村早期的居民大多數是聯勤修理廠員工的家眷,後期則是陸軍供應司令部轄下的汽車基地勤務員工眷屬;直至拆遷前,這裏一直是台灣少數高度自營聚落特色的列管眷村,保有著特殊的眷村生活紋理。

二、嘉禾新村的文資保存運動介紹

然而,在2004年時,台北市因面對納莉颱風在內等數次的風災、水災重創,而此地屬於台北市市區內地勢較高之處,具有防洪效果,因此政府將此地規劃作為防災公園,並開始研擬將居民撤遷的計畫,並於2010年興建樂群花園新城提供居民有產權的房屋進行安置。

2014年,嘉禾新村即將面對拆遷,社區運動團體「好勁稻工作室」,因發現該地具有豐厚的眷村文化景觀,不願就此遭到拆除,因此向臺北市文化局提報嘉禾新村為「文化景觀」,希望全區保留嘉禾新村的原始文化資產。除此之外,該組織也透過提報、連署、議員質詢、遊行與舉辦記者會等方式,力求保留嘉禾新村。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在競選市長時,也曾公開承諾,表示將來會全區保留該地的歷史資產。但在2015年1月,國防部要求嘉禾新村所有住民搬遷至樂群花園新城之後,2015年3月,文資審議結果,卻僅保留其中七棟歷史建築,使全區保留跳票。當時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局長對此解釋,無法兌現承諾,是因程序問題以及資金不足以維護整個嘉禾新村。國防部當時也表示,嘉禾新村還是會拆除眷村南側,但北側由於配合3棟歷史建物,會盡量讓保留整體文化景觀脈絡,不過與全區保留仍有極大落差。目前,該地的未來發展,仍處於文史團體、地主、政府與居民各方不同意見的角力之中。

過程中扮演開始介入社區文化保存的關鍵角色,是一個由當時就讀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郁良溎所創立「好勁稻工作室」作為主要推動者,該組織以「搶救臺灣唯一的完整自建聯勤眷村」、「全區保留」、「維護淡水河水岸文化資產」作為運動的主要訴求。

該工作室希望臺北市政府應從地區空間發展、建築階級關係、眷村生活紋理、水岸生態意義、文史群聚廊帶等五大面向評估嘉禾新村整體之文化景觀價值,並開放民眾參與審議,廣納市民意見,共同推動嘉禾新村之保存與再利用;要求臺北市政府勿淪為綠色推土機,應使老樹村落原地保留,整合規劃具獨特性的眷村文化防災公園作為訴求的內涵。

為搶救嘉禾新村,好勁稻工作室、民間文史工作者與眷村居民共同努力,除於2014年10月初開始與文資審議單位進行溝通與運動抗爭之外,好勁稻工作室,更透過講座、社區導覽和影像紀錄等方式,期待臺北市民能認識這個特別的都市聚落。

好勁稻工作室指出,因前任郝市府行政怠惰,導致嘉禾新村多處建築構件與二手五金商入內破壞,因此訴求台北市政府能夠兌現全區保留的承諾,並盼望未來嘉禾新村的規劃能跟進寶藏巖、四四南村等地的轉型,結合防災公園與影像工作基地,為臺北市留下特殊的眷村文化記憶。

三、嘉禾新村的土地產權

然而,嘉禾新村的文資運動議題,與一般眷村改建多為政府公有或軍方土地的收回不同,嘉禾新村之土地產權,有60%私有土地,會成為眷村的原因其實是因為近60年來,該地區的土地被軍方佔用,甚至地主多年來仍須繳納地價稅。直到1996年,軍方才開始付租金給地主,但租金為數不多。因此,因此當地有許多地主(非住民)高呼「支持徵收」,表示軍方佔用不公不義。雖對於該地未來作為公園或是古蹟使用沒有意見,但多數仍希望應該政府應發放租金到被徵收為止。另外,也有部分地主試圖想藉此機會,收回精華區土地,以利建屋開發。這也造成地主、政府、居民、工作室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關係更為複雜,產生了不論是在公共政策、居民利益、地主利益和所有權之間的爭執。

至於原本無房屋、土地所有權的在地嘉禾新村居民,目前則因大多都搬遷到新建的樂群花園新城,而取得了自有住宅的產權,並在異地開展新的生活,因此居民逐漸與嘉禾新村的保存運動脫離。

 

 

 

參、文獻回顧

 

由於本文探討的主題為社區文史保存與居民利益的衝突,而主要的行動策略是以社會運動的方式進行,因此本文首先會先就都市社會運動的「文化轉向」作為文獻回顧,來定義嘉禾新村的文資保存/社會運動類型,並試圖透過理論說明好勁稻工作室在與社區進行溝通和「文化代理」時可能的困境。接著本文也會就台灣目前文化景觀與古蹟保存的審議流程、核心定義和對於社區發展的重要性進行探討,作為研究結果的理論支持。

一、文資保存/都市社會運動

在王志弘「都市社會運動的顯性文化轉向?—1990年代迄今的台北經驗」一文指出,在台北,近年來常見的社會運動可分為三種,分別是「鄰避運動」、「文化資產保存運動」和「爭取弱勢團體基本人權運動」等三個主要類型。

在鄰避運動方面,王志弘指出,此類運動主要訴求為拒絕在社區旁建造居民不想要的公共設施,像是焚化爐、垃圾場、能源電廠,甚至延伸到特定產業,像是網咖、特種行業、夜市等等。此類型的社區運動由於目標明確、利害關係一致,且當地居民明白,若不抗爭將帶給居住環境負面的影響,因此動員力強,且訴求意志堅定,參與者多為中產階級。

而就文化資產保存運動方面,該文認為,此類型運動的倡導者多為學界、藝文界或專業人士發起。這些運動的興起與文化或文創產業的發展有關,往往可以受到支持。同時,近年由藝文或學界人士、包括年輕學生所倡導的運動,大多對文化資產保存價值會加以擴大認定,不以年份為主要判別依據,而是具有歷史或文化脈絡上的原生性或特殊性、對當地居民有意義者,也屬文化資產。

最後,則是爭取弱勢團體的基本人權(像是居住權、工作權、生存權)為目的的社會運動,此類運動常有的策略,是為了讓更多人能理解並認同,因此加上文化性,像是歷史的承載與在地故事性等,來吸引人們的注意與支持。而這類社會運動幫助的對象,與第一類為相對,像是公娼、同志、基層勞工都是其協助的對象。

然而,王志弘在該文中特別點出:「作為社區文化運動的主導者、裁定者,由於往往是中產階級,因此或多或少,在過程中產生了其價值投射,在整個運動或事件的表達與處理上產生篩選性,去除掉他們所不喜的元素,對他們所認同的價值予以保留。」因此他提醒,社區文化運動裡,若我們無法清楚意識到社會階級的差異,這些行動也可能無法真正反應出社會的不公不義,而容易產生文化代理的困局。

王志弘也提到,這樣的文化代理困局,最常出現在第二類由學界、藝文界或專業人士領導的文化資產保存的運動,及第三類的以文化作為包裝手段的運動。在這些運動裡,領導的外來者及專業者和所幫助的基層群眾或弱勢團體,兩者間的差異一直存在,但卻刻意避而不談。甚至發起運動的就是學界或專家,並非當地的住民(群眾)。這些專家或學界的目標多是為了文化保存,並以此對政府進行抗爭。這類型的抗爭運動,事實上當地群眾的參與度較低。

透過本篇文獻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嘉禾新村的保存運動中,與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二類文資保存的社會運動」最為類似。好勁稻工作室雖作為嘉禾新村居民的「文化代理者」,但經過訪談後發現,多數居民其實對於嘉禾新村是否全區保留的文化保存意識並不明顯,甚至在搬離嘉禾新村後,大多不願接受訪問,更幾乎沒有繼續參與該地文資保存的任何行動。然而,本次研究場域與王志弘文獻回顧中不同之處在於,嘉禾新村居民不願參與運動的原因,或許與社會階級(學者/藝文工作者和一般大眾)的差異無關,而是一種另類的「既得利益者的道德兩難」問題所驅使,容待研究結果部分詳論之。

二、文資保存與社區發展:從保存到社區凝聚的轉向

除了都市社會運動的相關文獻回顧外,本文也試圖透過文獻回顧來說明文資保存對於社區意識的凝聚的影響。在蔡紀眉(2012)的研究中就指出,文資保存在台灣的發展,並非一開始就具有社區凝聚的導向,而是經歷文資法、社區總體營造相關政策的發展而逐漸轉型,該研究將其分為「中華文化復興的中國化階段」、「鄉村運動下的古蹟保存運動階段」與「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的文化產業化階段」。

在倡導「中華文化復興的中國化階段」(二戰後至一九七○年代前)時期,台灣許多固有的文化保存受到忽視,取代的是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各項「中國化政策」。此時期有較多如國畫、國劇、國樂以及宮殿式建築等中原式的移植文化,而許多有價值的傳統地方建築因此受到破壞甚至是拆除,如台灣四大名園之一的「板橋林家花園」,在當時就被當成軍隊與難民的收容所,爾後更成為違建區。

而在「鄉土運動下的古蹟保存運動階段」(一九七○至八○年代末)時期,受到七○年代世界性「鄉土主義」的影響,台灣的鄉土運動聲浪逐漸高漲,從文學、詩歌到電影、美術,都有著深刻的在地人文關懷。此時期的古蹟保存論述是建立在見證台灣社會與文化,象徵台灣在地居民相對應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化、技術成就,和在地居民對仍在使用的傳統建築具有強烈的情感所發展。而這些運動和思潮促使了行政院於一九八一年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並於次年正式公布《文化資產保存法》(簡稱為《文資法》),為台灣的古蹟保存運動奠定法制化基礎。

直到「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的文化產業化階段」(一九九○年代至今)時期,將社區傳統環境、在地文化作為保存對象的論述,在九○年代中期成為政府新的文化政策。這個階段為了將社區意識與生命共同體等概念相結合,文建會參考日本在戰後為凝聚國族認同而發起的「町並保存運動」,並從一九九四年起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其他學者亦有針對不同階段的文化保存運動進行探討,在葉乃齊(1989)的文獻中就提到,《文資法》施行初期,歷史空間仍被國家視為歷史實踐的工具。例如以「不足百年」來排斥日治時期的建築;以不夠精緻、缺乏稀少性及產權問題等理由,如此純然由上而下、封閉的古蹟指定,對當時的人民並沒有太大意義,關於古蹟的運動仍持續不斷上演。

而顏亮一(2003)針對「社區總體營造」相關論述的研究中也談到,雖然社區營造提倡在地社區傳統環境的保存,但社造並不把古蹟當成主要關心的對象;反之,則是將古蹟保存視為召喚並培養「社區意識」的一種策略。在這個脈絡下,所謂「在地」的概念從前階段的台灣認同,延伸至更小的空間領域。古蹟不再被視為國族遺產,而是由居民所共享的價值。

郭肇立(2006)則指出,古蹟保存的議題遠超過建築個體的範疇,它是社會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不論其為公有、私有財產,皆具備社會意義、文化象徵與精神力量,肩負建構公共領域的責任。但「文化公民權」的提倡,卻某種程度閃躲了台灣古蹟保存運動面對都市發展的行動困境。

三、不只是古蹟建築:文化景觀的保存

從上述文獻回顧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文化資產保存有著從「單純就其歷史年份」的保存轉向「社區共享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取向」,但大多數的論述仍然從單一的「歷史建築」出發,而忽略了「文化景觀」的保存與「古蹟」保存之間的差距。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文化景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美國地理學者Wagner and Mikesell(1962)也將文化景觀定義為:「文化景觀是文化作用於自然地區所產生的結果,並依照該自然環境中某種文化偏好的族群具有意義及特色,經由長時間的演變。」陳學陶(2002)的研究中也強調,文化資產的再利用也應考量該資產與地方的關係以及整體地區環境的永續經營,以避免孤島式的保存維護。

因此,從上述的描述我們可以知道,文化景觀不單單只是單一具有歷史的建物保存,更是人與自然集體互動的成果。在我們研究的案例中,嘉禾新村就是一個不僅僅只有建物保存,更包含整體眷村的生活紋理保存的案例。保留眷村居民與地方之間經過長時間生活的實踐而形成的空間和景觀,也是在嘉禾新村保存運動中「全區保留」訴求的核心概念。

另外,根據《文化景觀登錄以及廢止審查辦法》之規定,台灣在文化資產申請與保護上,需以能夠表現人類與自然互動、具有文化意義、具時代或社會意義、特殊的、具紀念性、代表性或特殊性之歷史、文化、藝術或科學的景觀得為之,而地方政府對於此也能依照當地的環境或特性再做補充。在登錄的部分,則是經過現場勘查、公聽會、辦理公告、中央主管機關以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的公告的程序,才能獲得申請通過與承認。

然而,實際在運作的過程中,卻沒有法規規範的順利。在林崇熙(2007)的研究中指出,在1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實施後,資產保存與建設開發的矛盾與衝突案例層出不窮。主要的原因乃是文化資產並沒有一套客觀的定義標準,也沒有具體的物質性價值。如此「詮釋彈性」的特性導致社會上不同立場與不同價值觀的人們對文化資產有不同的認知與詮釋。

目前,文化資產的法定地位是由文資審議委員會透過專業程序審核,通過審核後即可成為法定古蹟。然申請結果時常與社區居民所認可的文化資產不符,許多得到當地社區居民認可與青睞的對象反而為未能成為法定文化資產。也因此委員會時常因「骨董主義」及「華麗主義」遭到詬病。這也某種程度反映在嘉禾新村的「全區保留」訴求與台北市文資審議會僅同意保留數個具有「特殊藝術性」的歷史建築在對於文化資產詮釋上的差異。

Kolter(1993)的文獻則提供我們對於「嘉禾新村」未來發展的想像。該文獻指出,發展文化觀光與文化資產維護也會產生衝突需注意的是,包括遊客帶來的環境衝擊及古蹟歷史文化價值的過度商品化。推動文化觀光及地方行銷時,形象與空間情境營造是關鍵考量,所以古蹟再利用如果能營造出正面的形象及代表共同記憶的故事情境,將能增加遊客與在地民眾的認同與再訪意願。因此,雖研究對象「好勁稻工作室」希冀嘉禾新村「全區保留」之後,未來可以成為藝術村、眷村防災公園,但如何規劃與發展,也是行動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實地觀察和訪談為主,透過受訪者的講述了解當年嘉和社區面臨拆遷時的狀況,以及在地居民的想法。並同時認識該社區傳播的運作,及其對社區發展的影響。

一、受訪者名單列表

11/6上午:訪談好勁稻工作室負責人

11/13上午:訪談嘉禾新村居民原小姐與馬伯伯

二、訪談提問大綱

(一)關於社區

1. 社區成員的主要人口組成分布?(日治時期的居民、眷村、其他入住者?

2. 社區成員對於其歷史、對於為何被拆遷等議題的了解狀況?

3. 社區成員對於其被劃為防災公園的想法?

4. 社區成員本身對於文史保存議題的想法?

(二)關於現況或是未來

5. 樂群花園新城的社區居民當前狀況?

6. 社區居民對於嘉禾新村的願景?

7. 工作坊對於嘉禾新村的想法與願景?

(三)關於工作坊(針對第一次訪問)

8. 對於此社區,工作坊最想著力保存的方向?

9. 目前除了本工作坊外,還有哪些外部團體也參與社區的文史保存?

10. 到目前為止做過哪些明確的抗爭運動?

11. 如何集結眾人?如何將外部團體與社區成員做有效的溝通與合作?

12. 和社區居民的合作狀況?

 

伍、研究結果

 

一、內在居民的認同形塑:集體經驗、地方空間與記憶

 

(一)因「集體經驗」而形成的認同

在本次嘉禾新村的個案研究中,認同的建構是一個文資保存運動的核心。一個地區是否有認同感,某種程度反映著這個地方文資保存運動的能動性。訪談後我們得知,社區居民之間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的,與現今都市疏離的人際關係呈現強烈對比。這種緊密的連結,來自於過去的「集體經驗」。由於眷一代因為彼此是沙場戰友因此凝聚力非常強,老一輩都會相約一起打麻將聯絡感情。眷二代、眷三代因為生活在同空間,也有情感連結。在街坊下口相遇一定為和彼此打招呼、若是因工作關係無法照顧小孩,鄰居會熱心邀請鄰居家的小孩來家裡一起用餐。如此可見,嘉禾新村的居民之間關係緊密、彼此守望相助。嘉禾新村內每家若有婚喪喜慶都會貼出公告,幾乎整個社區都會一同參與。眷二代馬先生表示:「人不親土親嘛,大家都有感情的」。說明著「共有經驗」對於社區凝聚力的形塑。

 

(二)因「聚落空間」創造的認同

嘉禾新村居民彼此關係緊密的原因更源自空間因素。由於眷村居住空間緊密,而嘉禾新村社區內有個路口,是社區居民聚集的場所。許多人們聚集在街口聊天的同時,也會和經過的居民打招呼、聊上幾句,因此都相互熟識,彼此連結是長久且持續的。過往社區內有行動電影院,居民都會集結在一起看電影。居民對於嘉禾新村的認同感就在這樣日常生活、互動中逐漸建立起來。除了人際關係的連結,眷村裡面的人跟建築物連結也很深,相對於新的「樂群花園新城」,對他們而言可能只是「睡覺的窩」,因為眷村聚落的空間以及為了增加生活空間而建成的矮房、平房,讓進入眷村就像是進入了一個特殊的歸屬感,也創造出居民的認同。

(三)離散時刻:認同的強化與記憶凝結

此外,我們發現居民對於生活在眷村的共同歷史記憶有高度的認同。社區的認同感可以從訪談中居民口中對過往生活種種的緬懷中發現,特別是居民對於過去生活記憶的描述都非常生動。眷二代馬先生在訪談的過程中就說道:「我很自豪得帶同學來家裡玩,他們說我家就像迷宮一樣。我們眷村的特色,就是不規律的發展。」他們透過述說眷村生活經驗,以及各種街坊鄰居的故事時,可見眷村記憶仍舊是相當清晰的,也流露出對深厚情感連結。這樣的認同更在嘉禾新村即將被拆遷時,由於影像展和社區耆老訪談的自發性活動,創造了認同的強化和記憶的凝結。在「好勁稻工作室」進駐之後,他們也透過將這些影像、故事和社區共餐、講座等等方式,由外部力量創造認同的連結。然而,隨著嘉禾新村在2015年初全數搬遷後,隨著居住空間的離散而使此一昇華的認同逐漸消失。

 

二、當集體認同面對現實利益:居民如何自我調適?

 

(一)面對眷村拆除:兩種內在矛盾情感的競奪

雖然社區內部在「好勁稻工作室」進入之前,就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凝聚力,也透過社區居民自發的影像展和工作室的培力而獲得一定的認同強化,但這些認同並沒有使居民在日後挺身抗拒眷村的拆除,他們反而是在「面對眷村拆除」和「對於眷村的難以割捨」的取捨中接受了前者。

但我們仍需更細緻地了解它們的取捨,並非是單純的「二選一」,或指責居民只關心「利益」而喪失了對於社區的認同,他們反而是在認同和利益之間面對嚴重的拉扯。

在訪談中,嘉禾新村的居民中,大致都具為兩種心態,第一種心態是對政府優渥的拆遷方案補償而覺得高興,因為他們終於能夠擁有自己的房產,而「有土斯有財」的利益,使它們並不反對拆遷,反而有搬遷後財富增加的感覺;另一種心態則是隊對全數拆遷感到婉惜與不捨,畢竟住了半個多世紀,他們認為拆遷破壞了社區的種種回憶與感情連結。例如眷三代原小姐表示:「一位老奶奶跟他的女兒,他們說覺得很不捨,住了這麼久,也有情感了,他們覺得不一定有住到嶄新的大樓,把原先的房子修好繼續住也很好。」

但這兩種心態共同點在於,他們皆不反對眷改。由於嘉禾新村十年前就變更為公園用地,也因為法規限制居民也不能自行修繕,老舊的房子漸漸出現破損,住宿品質出現問題,由於政府提供給居民的補償方案是相當優渥的,不僅可以免費住進新公寓,並擁有其產權,他們並沒有理由拒斥利益。眷一、二代也覺得擁有產權讓他們感到更踏實,年輕一輩的眷三代很高興獲得價值高昂的新房屋。眷三代原小姐表示:「大多的居民都非常興奮,爺爺希望有自己的房子,因為眷村的房子不屬於他們,有自己的房產很高興。」

也就是說,這兩種心態的拉扯下,眷村居民的反應方式乃是「不反對拆除」,但也「不反對保留」,這種心態的拉扯下的結果,與地主或是政府「希望拆除」的立場是有所差異的。

 

(二)既得利益者的道德困局:尋求文化代理作為一種調適策略

另外,儘管有些人對於失去的情感連結感到可惜,但在這樣的方案下難以拒絕,且許多居民也認為,畢竟嘉禾新村本來就是政府所有,而政府給予居民相當的補償,已經仁至義盡了。獲得優渥的補償後,居民似乎也難以有立場再去與政府談判要求保留眷村。此外,眷村的人行動力較為薄弱,又由於其背景本身是軍人的關係,傾向順從政府政策、且態度偏保守,在眷村保留的議題上,僅是因為人情關係連署「全區保留」(如下所述),但是不敢站出來跟政府抗爭。

馬伯伯就表示,當時的同意書都是他本身以「人情」的力量拜託居民簽署的,當時簽名的居民大多沒有仔細閱讀同意書內容,幾乎都是看在馬伯伯的「面子」上簽上名字,而很多人也同時在上面簽署了全家人的名字。馬伯伯很誠實的跟我們坦誠,他是因為心疼文史工作室的年輕人年紀這麼小就出來打拼,他實在捨不得潑他們冷水,所以願意出面幫助他們。

馬伯伯甚至表示,當時其實大多數的居民都很不願意出面談這件事,就連馬先生自己也坦承,他較偏向希望眷村能夠「為社會所利用」,反而保存的意義並不大。從這段訪談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若不是受訪者馬伯伯的協助,嘉禾新村可能很難拿到高達60%的居民的簽署同意書,也可能難以有如今由工作室持續下去的文資保存運動,但在訪談同時又可以理解居民卻對於社區的保存也感到冷漠,因此更深層的思考是:當地社區居民某種程度是不想要「自己」進行社區的文史保存,因而展現出冷漠的心態,但由於原初對於社區和聚落空間的記憶與認同感,因此他們透過一種「默認的」文化代理權授與工作室的方式,進行這種「既者利益者不該又要求全區保留」下道德困局的調適。這種尋求文化代理者協助進行聚落的保存,可以說是在這些矛盾衝突下,既可以擺脫道德困局/較為服從的意識形態,又可以得到利益,並且保存社區的調適策略。

(三)文化代理人與居民主體的想像歧異:沈默與劃界

然而,文化代理人與居民主體並非對於眷村的未來有著相似的想像,反而工作室投入了比在地居民更多元而豐富的文化行動想像,而這些思考卻與居民主體的想像有所歧異。根據好勁稻工作室的說法,他們認為嘉禾預定作為防災公園,一方面可以公共使用,照顧市民;一方面可以藉由影視文化像是藝術作品的創作,諸如五月天第三張專輯《人生海海》MV及2014年偶像劇《16個夏天》都是在嘉禾新村拍攝。

但對社區認同眷村保留的人而言,他們其實只覺得只要保留一部份高官宅即可,並不需要全區保留。受訪的居民馬先生也表示:「因為真的沒有保留的價值,房子也破舊、當地地價又高,應該重建讓當地的品質提升。」他們認為相對於其他眷村,嘉禾新村保留的文化價值並不高。可見社區居民與文史保存工作者對於眷村保存議題上存有極大的差異,好勁稻工作室偏向「文化景觀」的保存,而在地居民的價值觀可能偏向保守而強調「部分古蹟」的保留。

在這樣的脈絡下,因為兩者對於社區想像的歧異,而導致當地的居民,大多在外界爭取他們站在最前線發聲時,選擇了沉默與劃界,他們並不想要進入淌這攤「渾水」。這種沈默並非「反對」,而是透過對於原有記憶的不再追憶,進行新環境的調適策略。而在這樣的發展中,嘉禾新村的文化保存運動,也逐漸走向以工作室為核心的文化行動,並賦予了該社區有別於眷村居民的發展想像和行動可能。

三、文化代理者的困局:好勁稻工作室

(一)面對自身:文化代理權的正當性糾結

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有必要將整個文化行動中的關鍵角色,其面對不同行動者的多重調適策略進行思考。好勁稻工作室作為一個外來的「文化代理者」,其必定受到其是否有權利代理當地居民進行文化保存運動的質疑。在受訪的過程中,受訪者一開始雖然表示,其保存運動有受到當地相當多居民的支持,但受訪者卻也另外表示,仍然有非常多當地居民並未參與在這場文化保存運動之中。但在其後的訪談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理解,前述「受到當地相當多居民的支持」某種程度上並非「行動上的支持」,而是「連署全區保留」的同意書。但這並不必然讓「好勁稻工作室」的存在變得不夠「正當」,居民反而是透過某種程度上對於工作室的「隱性」的文化代理,默認工作室為社區集體記憶努力的行為。也就是說,作為這場運動中的「外來者」,他們也試圖透過「將自己視為」在地居民,來化解對於是否有權進行這場運動的正當性困局。

(二)面對居民:文資保存意識的培力

至於在面對社區居民方面,他們則選擇在「集體記憶—現實利益」這一組關係中,透過對於社區居民的文資保存意識培力,來喚醒集體對於該社區的記憶,試圖讓居民也能參與其中。他們透過紀錄片、影像、社區田野調查、社區居民共餐等等方式,來讓社區的連帶感提升,然而,這樣的運作過程雖然有其效果,但由於隨著國防部限期居民搬遷,導致居民紛紛離散後,這樣的凝聚力於是不復存在。

(三)面對國家權力:抗爭作為文化保存手段

相較於面對居民的柔性策略,作為文化代理者的工作室,他們面對國家權力的方式,則是透過更為激烈的手段,來訴求對於文化保存的抗爭。他們的論述策略,試圖把嘉禾新村的社會運動類型,與常見的土地徵收、土地迫遷等議題進行扣連,試圖創造更多社會運動、文化運動者的關注與集體共鳴。然而,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嘉禾新村所面對到的困局,其實與一般土地徵收的議題有相當大的區別。一是當地居民其實並非如外界想像中的「被迫流離失所者」,相反地,他們反而是受到國家政策保護的一群人,並且獲得產權;另外,這場運動中其實工作室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立場可能是更為一致的,兩者皆希望最後能將該地變成為「防災公園」,只是工作室認為這個防災公園應該要「保存眷村的生活文化」。也就是說,「抗爭」某種程度像是一種「控訴」的策略,其目的甚至並非對抗「政府的不當作為」,更非前述文獻回顧中「第三類的弱勢基本人權保障運動」,反而隱藏其中的是去反抗「文化資產被私有化」的憂慮,以及「文化景觀保留」的理念說服。

(四)面對地方頭人與產權擁有者:公共化與私有化之爭

從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得知,在這場文化保存的過程中,地方頭人與產權擁有者,其實才更是文史運動者所欲對抗的核心。他們試圖將這場運動導向「公共化」文化資產的運動,除了有其本身的價值信念之外,另外一個層次就是,將議題的討論趨向投機客與公共利益之爭,更能凸顯文資保存和文化景觀保留的重要性。在這場運動中,其實真正的核心問題意識,在於避免政府可能因為當地地主的遊說,而使文化資產因私有化而消逝。

 

四、小結:各方行動者想像、價值與利益的拉扯

在嘉禾新村的運動過程中,我們分析出在這次嘉禾新村保留爭議中總共有四個立場,分別是政府、該社區的土地所有人(嘉禾新村有高達60%的面積屬於私人產權)、文史工作室(好勁道文史工作室)以及當地的居民。

該四個立場所持的態度皆不儘相同,儘管居民和文史工作室表面上看來是一致希望眷村能夠保留成為具有文化意涵的文化景觀,但其兩個立場的積極程度與熱忱仍是有相當的差距。前者由於面對既得利益者的道德困局衝突,後者則保有相當豐富對於文化景觀保存的理念,因此前者的調適策略,是透過使後者成為文化代理者,延續對於社區的認同。

而就產權地主而言,自然很擔憂該址成為古蹟後會侵犯損害其私人產權,該土地已遭軍方無理侵占長達60年,現在的他們只希望能夠拿回土地產權,興築能獲取高利潤的高樓大廈。然而政府則面臨多方壓力,文史工作室希望政府能夠保留眷村,但政府卻表示付不起一年3600萬的租金;然而又有一方(大多民眾)希望政府能實行原計劃徵收該土地將其改造為文史公園(防災公園)。

整個文化資產鬧得沸沸揚揚,因涉及私人土地的產權關係讓土地的配置變得更加複雜棘手,不少地主的後代表示,他們也曾是一方受害者,繳納了好幾年的土地稅,不但土地不屬於他們,也長期拿不到房租,也沒有人關心他們的常年來損失並予於賠償,其論述亦屬有理。

至於我們所訪問的嘉禾新村居民,他們所持的立場並沒有像文史工作室那樣強烈希望眷村能夠完全保留。大部份的居民都非常希望能夠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塊土地、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一個在自己名下的房產。從我們所訪問的馬伯伯口中可以得知,大多數的居民對於政府給予他們的新房和產權很滿意,很喜歡新居「樂群花園」的周遭環境即生活機能。最重要的是,他們終於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產權,終於能夠自由的修繕改裝自己所居住的房屋,不再像從前那樣,處處受法條限制而不得動工。

馬伯伯說,好多眷村二代三代的年輕人,在入住樂群花園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父母上香,告訴他們終於「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了!房權終於能登記在自己名下了!」因為蠻滿意政府的因應措施以及提供的補助,嘉禾新村的居民其實也是有蠻大多數不願意參與眷村保留的活動抗爭,對於他們來說,能夠安居平平靜靜地過日子就好,今天也不太願意淌這個渾水造成政府的困難。不少居民也認為,該地改為防災公園也好,雖說對原本的眷村感情很深厚,也覺得全數拆掉非常可惜,但總認為嘉禾新村的舊址處於黃金地段,可以有更多地使用或是興建能回饋社會的公共建設。居民認為,還有更多俱有特色的眷村需要大家的關注、需要被保留,對於嘉禾新村的「保留」一事,大多數的居民似乎是沒有如此熱衷。當然也是有少數的居民和工作室所持的態度是較接近的,例如袁家的兄弟姐妹,他們則是非常希望眷村能夠保留,至今都還是會關心文史工作室的抗爭進度,但真的也是居民中的少數。

 

陸、結論與反思

 

1.     只有社區自身利益的剝奪,才有可能形成社區的集體動員?

 

整個訪問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不免覺得這整場「眷村保留」活動看似都是文史工作室的一頭熱,今天一個外人都比當地本身的居民希望該眷村能夠保留,也讓我們對整件事情的發展過程感到驚訝也很感慨。後來細細思索後,發現並不難理解居民的心態,當時的他們受到「迫遷及打壓」的威脅非常的少,大部份的居民認為這次的搬遷算是一另類的解脫,「他們終於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而且完整的房子了!」。而他們對政府表示感謝的方式,就是默默的退到幕後,安安靜靜的收下這份終於到來的期待,希望能減少政府的負擔。

嘉禾新村居民希望眷村保留相較于其他眷村的積極度低落很多,我們認為可能也和其所在地區有關。位於臺北市區的腹地,可說是一寸土地寸金,這裡地峽人稠的情形則更加顯著,大環境都偏向「都更」和「社區向上」發展的背景中,嘉禾新村的居民對於居住在高樓大廈中即眷村消失的反彈似乎比較小。也許是環境或社會發展影響、薰陶的關係,然而最重要的,我們也認為是因為嘉禾新村的居民並沒有受到很顯著的「壓迫」,也導致其沒有特別完整的力量凝聚及眷村保留的動員。這裡提出一個反例,如苗栗苑里的「反風車」抗爭,居民的動員則是相當成功,凝聚力也十分充足。居民甚至自己發起非常激烈的「絕食運動」以盼引起政府即外界媒體的關注,大多數的居民都願意站出來為自己發聲,因風車的建設已「嚴重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苑里居民的動員之所以會如此成功,甚至不需要由外界介入帶領他們進行抗爭,則是由於該地的居民受到相對明顯的「利益剝奪」及壓迫。

再者,嘉禾新村的居民組成大多為老一輩的長者,他們多注重的為較「實際」的層面,能夠有房,能夠安安靜靜的過未來的日子,只要本身的利益沒有受到嚴重的損害就好。而那些會願意站出來為「眷村保留」發生的,多為受高度教育的年輕人,年輕一代對於「文化資產」的保存的意識自然的相對于老一輩的高漲許多,如大多由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所組成的「好勁道」文史工作室。但嘉禾新村中這樣引頸期盼眷村能保留的聲音並非占大多數,自然的這樣的活動就淪為那些擁有高度相伐和期盼的外人一頭熱、一廂情願的局面。

 

2.     當文化代理者與社區居民對文資保存的想像有所差異,應該如何處理?

 

在嘉禾新村的案例中,我們看到三種對於文史保存價值的明顯差異,首先是在嘉禾新村這個眷村中居住許久的長者,對他們而言能夠安身立命,安享晚年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比起文史保存運動,更傾向搬遷到新的社區,在確實握有產權的地方好好生活;第二群人是眷村裡的二代甚至三代,比起一帶的居民,他們接受更多教育而且也有更多創新的熱情,因此得知因為都市計畫要搬遷到新的高樓社區時,他們利用自己所學所能,試圖在眷村留下屬於這一代的回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原小姐一家三兄妹,他們主動性的發起了一些小型展覽,讓不論是眷村居民或是外地人都可以見證這裡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以及在這裡生活的種種故事;最後則是好勁稻工作室的成員們,他們是在看了原小姐一家人的展覽之後才認識這個地方,並且興起了要保留這個文史價值的念頭,同時也是最積極推動文史保存的一群人。

從積極保存到消極無感甚至認為不必保存的光譜上,我們發現不同世代對於文史保存的價值觀差異很大,甚至在訪問馬伯伯(嘉禾新村早期居民)的時候,他更指出居民其實認為臺灣眷村有很多,嘉禾新村沒有獨特到需要被保存,而且當地的居民都更希望能夠搬到一個可以真正握有產權的地方,但訪問好勁稻工作室的郁學長時,他卻認為嘉禾新村是相當有價值的文化,應該被積極維護。

因為眷村的文史價值一直沒有一個公訂的標準,有些人覺得應該被妥善保存,有些人覺得應該加以開發,無法透過公正第三方的評斷決定該如何處置,因此往往在爭取保留或發展時造成衝突。台灣的眷村數量其實相當高,如果每一個都保存確實沒有必要也會造成資源浪費,但到底怎樣的眷村應該被保存,又該以什麼方式保存,確實應有一些較為客觀的標準,幫眷村設計類似的制度,納入公民參與,為台灣保留真正具有文史價值的建築和文化。

 

3.     {C}搬遷之後:嘉禾新村居民之間的情感連結與認同如何在新社區延續?

雖說嘉禾新村的居民對於社區保留活動的動員並非如此積極,但並不代表他們不愛這個舊的空間、不懷念舊的相處時光,只是相對的他們選擇了較「實際」層面的決定,也希望能比較低調的平淡過日子。然而移居到「樂群花園」的居民們,還是很常善用社區中間的中庭來聚會聊天,原先會約去彼此家中打麻將的娛樂也仍舊會進行著,現今居民雖居住著在相對封閉並明顯各自隔離的空間中,仍會積極地互相聯絡,一起舉辦活動。然而,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熱忱不隻能持續多久,若老一代的凋零消逝,新一代的年輕人之間也就會默默地漸行漸遠,家中大門關上,似乎就不再有所關聯,相較于之前眷村居民之間的聯結就薄弱許多,以往在眷村中因聞到隔壁或對街煮飯的香味而產生分食現象不再。我們認為社區的管委會需更加積極地延續當時卷村裡會在各個節日中所舉辦的活動,例如中秋猜燈謎、元宵燈會等等,善用中庭公共空間以幫助連傑居民之間的情感,而非只注重在之間的權力爭奪,為了區區一些「管理費」爭位置爭到臉紅脖子粗。

 

4.     {C}下一個寶藏巖、下一個四四南村:若聚落保存,又該如何彰顯其社會價值?

台灣有許多知名的眷村保留案例,像是在台大附近的寶藏巖,或是在信義區的四四南村,都是相當知名的例子,也是不少觀光客或是文藝青年會拜訪的場所,然而從好勁稻工作室的觀點,這些發展方式都太過趨近於商業化,引入許多以「文創」為名的產品,把有歷史意義的場景變成商業交易的場所,這並非工作室期望看到的結果,因此他們的構想是讓嘉禾新村與周圍的臺灣大學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結合,成為一個具有社會價值的實驗性場所,讓一些智慧生活概念的創新設計可以在這裡操作施行,再進一步回饋到社會。

眷村保留脫離商業利益的確是相當大的進步,目前為止的眷村遺址即使被保留下來也都被加以改制成商業用途,或是變成舉辦展覽的藝文場所,這樣的做法並非不好,只是確實也讓一些眷村的溫度漸漸流失,若是嘉禾新村可以完全擺脫商業利益,而已社會價值為新的出路,的確可以成為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處!

柒、參考資料

Kotler, P., Haider, D. H., & Rein, I. (1993). Marketing Places: Attracting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Tourism to Cities, States, and Nations, The Free Pres, New York.

王志弘(2010)。都市社會運動的顯性文化轉向?1990年代迄今的台北經驗。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6,39-64。

林崇熙(2007)。文化資產詮釋的政治性格與公共論壇化。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Conservation/Vol, 1(1), 64-76.

蔡紀眉(2012)。街角游擊戰─水泥叢林下的老屋再生新趨勢。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學位論文,1-102。

顏亮一(2006)。市民認同、地區發展與都市保存:迪化街個案分析。都市與計劃,33(2),93-109。

郭肇立(2009)。戰後台灣的城市建築保存與公共領域。建築學報,67,81-96。

葉乃齊(1989)。古蹟保存論述之形成:光復後台灣古蹟保存運動。

邱彥瑜(2015)。嘉禾新村定古蹟?超級複雜大難題。取自: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http://pnn.pts.org.tw/main/2015/03/17/%E5%98%89%E7%A6%BE%E6%96%B0%E6%9D%91%E5%AE%9A%E5%8F%A4%E8%B9%9F%EF%BC%9F%E8%B6%85%E7%B4%9A%E8%A4%87%E9%9B%9C%E5%A4%A7%E9%9B%A3%E9%A1%8C/)

張世杰(2016)。嘉禾新村北側保留 規畫露曙光。取自: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story/7323/1925031)

好勁稻工作室。取自: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JiaHeStudio/)

捌、附錄

一、社區訪談內容逐字稿

 

ㄧ、社區成員的主要人口組成分布?(日治時期的居民、眷村、其他入住者?)

 

Q1有日治時期的居民?

沒有日治時期的居民、嘉禾新村在戰後才有,那邊最早在四零年代是炮兵的基地,但沒有人常住在那裡,就是個基地。

 

Q2後來有其他眷村的人入住?

五零年代的時候,那裡是一個聯勤的空軍基地。1945以前就是台灣省軍的基地,然後1949後作為國防醫學院,後才逐漸有人在那裡定居。之後那裡有有工廠、慢慢的形成眷村。

 

Q3工廠那裡有宿舍嗎?沒有。當地以軍事用途為主。

 

二、社區成員對於其歷史、對於為何被拆遷等議題的了解狀況?

那邊的情況其實蠻複雜的,當地人大多於去年就已經搬走了,旁邊還有一個聚落目前尚有約三百戶左右的居民還住在那裡。

 

眷改的背景

 

台灣自九零年代起有新的眷改,眷村原來的位址,(聽不太懂)現在南機場那一帶,是就地做改建,而嘉禾新村沒有原地改建、而是搬到其他地方,是因為眷村有一半是私人土地。所以當初國防部在做眷改的規劃時,就發現如果是要就地改建的話,就要先跟私人徵收土地才能蓋房。這樣的話,光是經費就至少要五十億,他們評估後發現就算在原地蓋了房子,原先那裡有約一百戶,假設蓋到兩百戶好了,就算連原先的住戶土地都賣掉,也沒辦法彌補支出,所以他們就放棄原地重建,改成尋找其他眷村,並找到可以容內原先的一百三十戶的地方。

 

Q4原居民對眷村改建的想法?

 

計劃於2010年通過、2012年執行、2014年蓋房,所以那些住戶在大約兩年前就搬過去了。雖然社區居民意見有些分歧,但大部分是不反對眷改的,畢竟原先房子住了半個多世紀,房子也舊了,需要修繕,此外當地也在約十年前就變更為公園用地,也因為法規限制居民也不能做太大的修繕。但其實他們還是蠻高興,因為眷村說到底不是他們的,住起來也有不踏實的感覺,尤其是對於眷村第一代,那些老伯伯,他們很高興終於有自己的房子了。但他們對於失去的情感連結還是覺得可惜。我當初有訪問到一位老奶奶跟他的女兒,他們說覺得很不捨,住了這麼久,也有情感了,他們覺得不一定有住到嶄新的大樓,把原先的房子修好繼續住也很好。此外,原先居住的是平房,那些老人年紀大了行動不便,有空就常出來坐在社區空地、一起泡茶聊天,那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社交活動,但搬到新大樓後,因為是電梯大廈、一層樓也就兩三戶,沒辦法像昔日那樣出來互動了。

 

也因此當初我們他們搬遷後有再繼續追蹤,有些老人再搬過去後半年左右就(往生?)

那這樣聽起來,眷村改建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種是不反對眷改,另外的則是覺得高興,因為終於有自己的房子,所有權也較明確,還有的則是覺得有些可惜,失去原先社區連結的情感。

 

Q5原先土地規劃中,被列為違建的那些居民,他們的想法又是什麼?

 

這部分我覺得國防部安置得不錯,眷村裡分為三種居民。第一類為列管居民,基本上他們就是合法有房子的。依照官階所分配到的房子坪數有差,也可以自己再多付錢買到更好的房子。第二類就是非列管居民,他們有軍人身份,但是沒有被配到房子,他們住進來大部分都是因為上司跟下屬的關係。像是上司有一塊很大的地,就分給他們一起住。國防部也是有給他們能買房子的權利。國防部也會給他們拆遷的補償,只是相較於列管的住民,他們獲得的就比較少。第三類就是違建戶,一般來說違建戶被拆遷時不一定會有,但嘉禾新村滿幸運的,因為被劃為公園用地,因此違建戶一樣有拆遷補償。

 

Q6那這樣第二類和第三類一樣會搬過去嗎?

多半會,雖然他們沒辦法像第一費住民用成本價買房,但相對於在台北市其他地方買房子,他們所出的還是便宜很多,所以還是會選擇搬過去。僅有少數榮民因為也沒有存款,國防部便會想辦法幫他們再另做安置。

所以根據我們的了解,原先所有的住戶都在透過政府相關的配套在新地方買房,無論是有補貼、用成本價或其他方式,基本上都有被安置。

 

Q7社區成員對於其被劃為防災公園的想法?

 

防災公園的話基本上是有兩種想法,一個是原來居民覺得自家的土地規劃來作為公共用地,也算是造福市民,因此是支持的。另外一者則是覺得相當可惜,他們之中的成員有的是眷村的第三代的年輕人,對於搬離眷村後失去對土地的情感連結感到可惜,他們之中有一人是本身是學影像的,也在做劇場工作,對這個更有所體會,因此在兩年前確定要搬遷時,他串連了眷村的其他居民發起了眷村的影像展,也對耆老做訪談,並辦了惜別活動,那時吸引滿多人來看這個地方。也因為愈來愈多人覺得這個眷村特殊、關心這個地方、在當地拍照,才引發他們用不一樣的角度看待原本在他們心中覺得破舊的眷村。也才讓他們想,這個地方有沒有一定要拆掉?因為原先他們覺得拆掉已經是既定的事情了,但是透過那麼多外界的人,他們也開始在思考,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把當地保留下來?後來眷村也有很多影像工作者來拍,也包括一些電影、MV等等。另外,學影像的原先生,他還拍了紀錄片,後來播放時,許多眷村的老住民都感動到落淚。

 

Q8社區成員本身對於文史保存議題的想法?

 

其實滿多居民都不是那麼在意,大部分是搬就搬了,只有一部份的人在做努力,當初若沒有原先生發起的影像與保存相關的文化活動,可能什麼都沒有留下。此外,也不會有外界的人知道嘉禾新村這個地方,儘管在公館、離三軍總醫院也不遠,但就像是與外界隔離了一樣的老舊眷村。

 

貳、關於工作室

 

當初我們(受訪者)就是因為原先生眷村保存的活動、才得知了這裡,那時我們還在讀碩士班,之後就花時間去了解這個事情。大概約一個禮拜的訪談後,我們也發現到其實有些居民,他們是很有意願保存的,只是礙於當時的眷改政策,他們也不太敢說什麼,加上之前也同意了、獲得了補償,因此配合國防部辦理。

 

宇:這樣聽起來,其實也許眷村內部對於文化保存沒什麼想法,是經過這一系列的眷村文化活動,才讓他們意識到眷村的價值,有了想保存的想法。也就是說,本來村子裡面是缺乏凝聚力的,因為外力的介入才開始文史保存,只是因為他們都領了補償了,(算是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太好表達想要保存的立場,因此透過你們(受訪者)去表達對眷村保留的訴求?

 

我們團隊也花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去確認居民對於保留的意願,畢竟如果居民沒有意願,只有我們外力勉強,也沒有意義。調查後大概是一半一半,然後大概在那年的九月中後我們成立了工作室。那時候有差不多六十戶人,簽署了願意支持保存眷村的協議,以當時的情況,能爭取到約一半民支持算是很不錯了,因為那時已經有差不多一半的住戶搬遷,也不太願意再跟這裡有瓜葛了,而且搬過去的新住戶是住在電梯大樓、有保全,我們也很難一戶戶去問他們的意願,所以能獲得還沒簽走的大多數人的支持並簽名,算是很好的情況了,也代表他們對我們有一定的信任。

 

宇:那我們可以理解為,原先社區內部較沒有共識或凝聚力、也沒有帶頭的人負責,直到有你們帶起,有組織的計畫,他們才慢慢的動員起來?

A:其實他們一直沒有所謂的凝聚、也沒有動員,真要說,就是他們授權給我們、信任我們去做這些事。

 

二、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

訪談社區居民原小姐合影

 

 

 

 

三、組員分工表

 

組員名稱

負責內容

紀宇涵

訪談:好勁稻工作室郁學長、嘉禾新村居民原小姐和馬伯伯

撰文:嘉禾新村介紹、訪談結論與建議

李柏寬

訪談:好勁稻工作室郁學長

好勁稻工作室郁學長訪談逐字稿、書面統整與投影片製作

吳佾璇

訪談提問大綱

訪談:嘉禾新村居民原小姐和馬伯伯

撰文—文獻回顧、好勁稻工作室郁學長訪談逐字稿

張耘方

預定行程安排

訪談:好勁稻工作室郁學長、嘉禾新村居民原小姐和馬伯伯

撰文:研究發現、反思批評與討論

邱詩芸

訪談:好勁稻工作室郁學長、嘉禾新村居民原小姐和馬伯伯

撰文:文獻回顧、訪談結論與建議

陳曉媛

訪談:好勁稻工作室郁學長、嘉禾新村居民原小姐和馬伯伯

撰文:文獻回顧、嘉禾新村居民原小姐和馬伯伯訪談逐字稿、整理居民的看法

 

四、個人心得

紀宇涵:

雖然嘉禾新村離我的生活圈很近,但其實我也只在五月天的MV中看過他的樣貌,經過這次的訪談研究,才更了解這個眷村文化。如同所有都市計畫下面臨改建的地方,嘉禾新村的居民必須搬遷到新的地點,特別的是,眷村保存的活動並非由居民發起,而是透過第三方的好勁稻工作室,更令人意外的是,居民本身對於保留眷村文史的意願不高,反而是和嘉禾新村初次認識的郁良桂學長對這裡有莫名的執著,想保護嘉禾新村的心油然而生。起初訪問郁學長時,聽到的都是正面的陳述,彷彿嘉仁新村的存在是如此必然而重要;接著訪問原小姐時,發現居民其實並不熱衷於保存,但是卻很珍惜早期那份回憶中的小確幸;最後一切的印象在訪問馬伯伯時翻盤,我們才知道原來對居民而言有「產權」的重要性遠大於文史保存,台灣人對於擁有自己的房子才真正獲得安全感的態度的確令人感慨,不過馬伯伯提出了一個更重要的議題「台灣有那麼多個眷村,為什麼要保留這一個?」,的確,資源有限,慾望無窮,不是每一個我們「覺得」有意義的眷村都加以捍衛保留,而是應該找出一個共通的價值,達成保留的共識,否則一味的保存是否中將流向商業利益的用途?

原小姐是三個訪談者中最讓我意象深刻的一位,他和我們的年齡相近,當他告訴我們他在眷村如何生活時,可以明顯感覺到那種天真無邪以及和大自然的親近、和鄰居的熟識是在眷村裡無法取代的經歷和回憶,他還提到有時候坐在家裡也會「天外飛來一隻貓」,因為眷村的屋頂比較老舊,小貓在上頭走一走,不小心走到比較脆弱的地方就有掉下來的可能,這是居住在都市的我們絕對體驗不到的生活。可是社會發展始終必須前進,為了因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硬體設備需求,社區發展不能停滯不前,改建是必須,不論是基於發展考量還是安全考量,我想原小姐也是深刻體會到這點,所以激烈的反抗,只是在自己家裡策劃了一個小小的展,把他在嘉仁新村的種種如實紀錄。

對於嘉仁新村的保存與否,其實我也沒有明確的答案,但如果能夠作為實驗性場所,結合台大智活的研發結果,提升更多社會價值我認為是相當良好的發展結果,畢竟四四南村、寶藏巖這樣的眷村看多了,嘉仁新村的確需要走出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向!

張耘方:

透過這次的社區實際踏查,我了解到對於同一個議題可能有許多不同立場與意見,或許有些人對社區的印象是大樓管理委員會,或許有些人對社區的互動覺得較以往冷漠,看到鄰居不常寒暄問暖,亦或許有些人經常參與社區辦的大小活動,對社區的存在感很強烈,甚至有濃厚的情感。但當社區面對利益衝突時,居民該如何自處才能使社區、居民與政府的意見達到平衡,政府夾雜在其中,該如何做出較佳的決策,將傷害降低到最低,是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如同對於嘉禾新村拆遷,有人受到社區情感的牽繫較深,對於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積極投入,為即將拆遷的嘉禾社區陳情與辦展覽,引發各界關注;有些居民在個人利益、社區的歷史與文化拉扯時,選擇站在擁有產權這一方,認為終於能夠擁有自己房子的產權,興奮不已;有些居民則認為不反對眷村改建計劃,但房屋大多年老失修,需要修繕;有些居民擁有革命情感,依依不捨,認為村子內可以進行平行的交流,但若搬遷到大樓,垂直的交流不容易,情感將會越漸疏離。無論是哪一類想法,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每一種選擇,也各有其優缺,但這種種錯綜複雜的想法與情緒,應該要有最後的統整與依歸,社區居民也應學習互相尊重與包容!

最後,在此要感謝接受我預約訪問的郁學長、原小姐與馬先生,他們撥時間向我們介紹嘉禾新村當時的情況,說明自己的立場,也期待未來社區保存及搬遷的社區能夠取得一種平衡。

吳佾璇:

在做這份社區報告以前,我知道台灣各縣市都有許多眷村,卻未曾關心過、認識過,對其印象也停留在「應該就是從大陸撤退過來台灣的老兵住處吧!」這樣相當淺的印象,然而在深入了解眷村文化後,才理解其實每個眷村都有其緣由、有自己的故事。

嘉禾新村,最開始網路資訊搜集時,注意到曾是五月天的音樂錄影帶、連續劇的拍攝場景,因而產生了興趣,想進一步了解為何保留著過往眷村印象的地方,卻遭到強制拆遷的命運,尤其是還有其他眷村改建的成功案例,像是四四南村、或是寶藏巖,為何不能再有個嘉禾新村?也因此,希望透過訪問致力推動保留的好勁稻工作室郁學長和當地居民,多認識嘉禾,傾聽他們的心聲。

然而,與預期中完全相反的,是由馬伯伯表示其實居民對保留的意願並不高,甚至在離開後對於社區就持著近乎漠不關心的地步,讓我相當意外。同時更認知到,其實對居民來說,最重要的絕對不是文化保存,而是自己的利益,比起住在屬於國家土地、且因為老舊而逐漸破敗的老眷村外,住在華美嶄新的房屋更吸引他們。對於當地住民,像是郁學長以及當初參與保存活動的人們,也只是一群因為有著截然不同的生長經驗,才會有對眷村保留有莫名熱忱的年輕學生吧!如果和他們一樣,同住在眷村的屋簷下,就能理解他們渴望新家、注重現實的考量。

而從嘉禾得到的居民心聲,再參照我自己之前去大稻埕的訪問,發現雖然議題、社區發展的脈絡上或有不同,但共同面臨的問題、以及住民(大稻埕是商家)的想法事實上相差無幾。現實、利益,終究是置於文化保存之上的,因此要怎麼在這兩者中取得平衡,就是政府需要思考的課題了。

邱詩芸:

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能夠比較深入了解一個眷村或社區,在這次的特別的經驗中真的獲益良多。其實在採訪之前,我自己奔身對於採訪人會有的回答大多都有些預設,畢竟在網路上做了功課,看到了這麼多由工作坊所發起的抗爭與反對聲浪,我一直以為,村民的立場會跟工作方這個媒介是相同的。這點是我在做完這次的報告之後最有感想和體悟的。首先還是要感謝有像這樣的工作方存在,為先人的生存足跡做保留或是為村民發聲,這樣把別人的事情當作是自己的來做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像我們這物所做的嘉禾新村這樣的情況,沒有居民的積極參與,工作坊在抗爭的過程終究需要更多的毅力,他們所希望眷村能夠保留的初衷真的是非常的堅定,對於這點我很欽佩。

不過,在訪談馬伯伯的過程中,在他的談吐裡我可以感覺得出來,居民的不積極參與其實不僅於覺得是利益既得者沒有立場之外,他們也有不少是在眷村保留這個議題上持反對意見的。馬伯伯說,甚至有不少居民向他抱怨,去弄這個眷村保留幹嘛?他們認為自己的眷村並沒有特別到需要被保存下來。居民反而覺得臺北市的土地寸土寸金,與其做僅能欣賞的眷村古蹟,不少嘉禾新村的居民反而是希望這塊土地能夠被更善家的利用,作為公共場所給這個社會一些回饋。

其實今天居民會這樣想真的讓我覺得蠻驚奇的,我一來很好奇是不是因為這個眷村處在北部,又尤其是首都的關係,會讓居民有這樣的意識覺得今天眷村被「都市化」了終究是個無可避免的事,也能夠如此坦然接受。我想也許還有蠻大一個部分是組成嘉禾新村的成員,大多是老兵或是其後代,相對保守的態度似乎導致其對政府衝撞的意願降低許多,甚至是為整個大環境著想。相較於聽過其他同學在中南部所做的眷村研究與訪問,居民的態度似乎相去甚遠。位於中南部眷村的居民,則是有比較強烈地意識反對自己的眷村被拆遷,也很不願意住進高樓大廈中;然而,反觀嘉禾新村的居民在移居至樂群花園之後,適應上的問題似乎比較沒這麼大,反彈聲浪也滿小的,甚至很珍惜新環境方便的生活機能。這倆個大差異讓我覺得很有趣,也很希望未來能夠深入探討。總之,這次的研究報告,讓我深入思考了四大問題。

一、今天工作坊的立場到底該如何設定?若今天能夠明顯感受到居民的不積極,自己以「夢想」所持的立場到底還該不該如此堅持?若今天做到最後其實兩邊都不討好,該怎麼辦呢?希望能夠執行當初自己踏入這個領域的初衷,和真正幫助表達居民的立場這塊該怎麼平衡與取捨?二、不同眷村的居民對於本身眷村保存的態度為何能有如此大的迥異?真的跟地段和所處的大環境有關呢?還是跟居民的組成元素有關?三、今天到底是俱有什麼樣特色的眷村值得被保留?是每一個呢?還是應該要有什麼標準定奪?否則因人口大量增加而無可避免的空間壓縮和垂直成長的都市化該怎麼與這樣的文藝保存取得平衡?今天是不是都市化在這樣地峽人稠的地方是無可厚非的呢?四、工作坊在訪談時表明了非常明顯的立場,認為他們最理想的眷村保留是希望所有居民都還能居住在裡面,希望能為居民爭取法條上的修訂,能保留土地與房,甚至取得修繕的權利。然而,今天居民大多的理想卻是希望能夠擁有自己的產權,嘉禾新村的土地本就是強致佔領私人土地,要將該土地歸為當地居民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在政府給了如此優渥的條件下(能取得新房及該房產)居民其實非常滿意,甚至比較起繼續居住在不屬於自己的房子眷村中,是比較喜歡後者的。這時,工作坊該如何調整自己的立場,還是該默默淡出呢?

陳曉媛:

過去我對眷村的認識停留在商業文化氣息濃厚的四四南村這樣的眷村,而這次團體報告讓我更加了解眷村社區的歷史背景與社區獨特的生活方式,這些資料是無法從網路或書本中獲得的,也難在日常生活中有機會認識了解。從與嘉禾新村社區居民訪談的過程中,我似乎看見了眷村居民過往生活的點點滴滴,他們在言語之間刻畫出整個眷村從形成到搬遷的時間脈絡,及他們的情感與如何波動。眷村的生活經驗,是與我們一般人住在公寓大廈的都市人迥然不同的。這份報告也讓我反思,台灣眷改到底應該何去何從,文化與經濟利益的應該如何取捨。

李柏寬:

這次的嘉禾新村調查,讓我改變了幾個對於社區過去的想像:第一個,是「社區居民不投入社區活動」這件事究竟是不好的嗎?過去或許我覺得,這或許是一種「缺乏認同」、「缺乏凝聚力」的表現,而作為一個關注社區發展的人,目標就是要去改善這樣的狀況。但透過這次的研究,或許我並不是那麼地希望能夠「改造」這樣的現狀,我反倒這可能更是在一個社會發展脈絡下(例如新自由主義的開發思維、經濟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不得不然的後果(如受訪者中對於社區「沒有保存價值」的想法)。

也就是說,如果單從行動者面去看待「改造」社區這一件事,或許更是徒勞無功,反而我們應該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創造了社區缺乏凝聚力、認同的現象,並從這些社會條件的層次上進行改變。也只有在一個更完善的社會條件下進行的社區行動,才能擺脫「外熱內冷」的社區發展困境,而不會永遠落入了一種「如果居民沒有凝聚力我們就做不起來」的想法。

另外,在嘉禾新村的案例中,我也看到另外一種有別於「認同/冷漠」之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嘉禾新村的居民並非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冷漠,他們反而有著更多元的拉扯和想法,只是他們「沒有表現出來」,但他們卻透過一種對於外來團體的投射進行社區的保存。會不會其實台灣很多社區,大多就是缺乏一種「表現出來」的動力,因為從細緻的訪談和對於文化、對於社區歷史的熱愛等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社區居民並非「沒有能動性」、只有私人利益而無公共利益的想像,只是它可能更需要一些外在力量的協助、需要有一個來自外部或內部的號召力和集結動力,或者透過一群「代理者」的中介。雖然嘉禾新村是一個已經不可能恢復的社區,但如果是其他仍可保存的社區中,透過類似工作室的「文化代理者」,透過先代理,並在代理中培力在地居民,進而最後把社區再次交還給居民主體的方式,是否也是一種新型態的社區營造策略,或許可以思考。

在每個社區的調查中,各種不同行動者的利益想像和拉扯,確實各有脈絡,也各有其論述的合理性。但這次的調查,讓我跳脫了「政府壓迫/居民反抗/社運工作者協助/利益者遊說」這種基本的二元對立。而是他們有更豐富的想法(例如說居民不盡然與文史工作者對立;地主不見得完全是想開發),但也可以看到很多社會脈絡對於社區的影響。這樣的思考,有助於更清晰明辨地理解每個人的想法,但也可藉此反省,究竟這些想法為何產生,而作為文化行動者,又該如何去對抗/反省這些思維,這樣也才能更仔細地去對議題進行分析,並創造更有效的行動方案。